“在昏暗的歌舞厅摇头晃脑，累了便来到便宜的录像厅开一个房间，看一会动画片，其他的休闲时光，不是打台球，就是在玩游戏。”
这是2002年贾樟柯导演的《任逍遥》中，少年斌斌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也是那时的年轻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普遍方式。
一晃二十年过去，曾经的汾阳小子贾樟柯成了人大代表，而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娱乐生活，也在许多年后失去了往日的影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娱乐需求越来越旺盛，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加上台球室成为了流行一时的娱乐四件套。“不进三厅一室”曾被写入中小学生守则中。
数据显示，1993年时，全国新注册录像厅600家，达到了其注册的一个顶峰。但随着影院的普及，录像厅迅速被扫入时代的阴影之中。新世纪前夜，录像厅逐步开始走向大批注销的阶段。时至今日，在电子地图全国范围内搜索录像厅，仅能得到十几个结果。
其他的场所也不可避免走向落寞。歌舞厅成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商场中的“大玩家”里，老式的游戏机孤零零躺在那儿无人问津。台球室看起来没太大变化，但放眼望去，常客几乎都是三十岁以上。
1990年，豆瓣用户“韩大刀巡夜”*次被同学带着进了录像厅。花5毛钱买一张票，在检票员的手上检验票根后，走进昏暗狭小的房间里，坐在老板亲手制作的简陋椅子上，与很多人挤在一起。他们一同望向冒着微光的电视，电视上放映着《英雄本色》。
此后，他多次去录像厅看《英雄本色》，看着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一次次倒在血泊中，并一次次为射不完的子弹和火爆的枪战场面激动到心跳加快，电影结束，他甚至瘫倒在座位上久久无法起身。
彼时，全国电影院仅仅几百家，全年票房都很难超过10亿元。在许多甚至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城镇，录像厅是大多数普通年轻人得以看到电影的*场所。
与他有相同回忆的人还有很多。在录像厅里，他们*次接触到了无法在内地上映的港台影片和欧美经典电影。
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中，主角韩三明在三峡认识的混混朋友，就也一边看着录像带中的小马哥，一边学着他叼牙签的姿势，讲着“混江湖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义‘字”。
歌舞厅的流行要更早一些，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迪斯科便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流行。战争年代这种娱乐方式被摧毁，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建立了起来。八十年代电影《牧马人》中，就已经开始有角色伴随着音乐在舞厅里跳舞的场景。那时的人们显然还并不熟悉这样的事物，和主人公许灵均一样，面对着男女靠在一起跳舞的场景感到害羞和不安。
歌舞厅的发展面临的压力也要大很多，在思想并不开放的年代，歌舞厅中时髦的舞蹈和穿着，国外和港台流传进来的流行音乐以及随之产生的更为开放的两性关系，都让一部分人很为不适。1983年“严打“开始，西安的马燕秦仅仅只是家庭舞会的组织者，就被收监乃至最后被枪毙，涉案者高达三百多人，这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件。
随着时间推移，大众对于歌舞厅的接受程度逐渐变高。张婉婷电影《八两金》中，洪金宝饰演的移民猴子回乡探亲，从美国回到汕头的他，对当地已经十分流行且受众极多的歌舞厅感到十分惊讶，但很快便融入进家乡的新变化当中。
与歌舞厅这样的成年人场所相比，游戏厅则几乎是完全属于孩童的地方。90年代起，随着电子游戏的兴起而流行一时的街机游戏厅，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童年”回忆。
据彭博社商业周刊报道，1994年仅在美国，街机游戏每季度就有70亿美元的产出，而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美国电影业一季度的收入也不过50亿美元。国内虽没有如此大的游戏产业，但却也同样参与到了席卷世界的电子游戏热潮之中。
赵杰向毒眸讲述他的童年往事：“放学后先不回家，省了中午的饭钱来到游戏厅，跟朋友一起玩一局拳皇，还有恐龙快打和三国战纪。经常就一两个人在打，后面围着一堆朋友在看。”
“游戏厅里一般还有，剩下最后一个币的时候，我就拿过去试一下，输了就提前回家，赢了就可以再玩很久。”这种伪造成游戏性质但却明显带有赌博色彩的让当时许多年幼的游戏玩家*次接触到了赌博，也给游戏厅中的体验增加了一个不小的心理变动。
台球室同样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一帮混混把控着台球室，在那里，台球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牵连着赌博产业的灰色赌场。台球厅曾经的火爆，和赌球密不可分。
一位山西地区的前台球室从业者告诉毒眸（ID：DomreDumou），早年间，台球室中赌球带来的利润往往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据他所知，当时的台球室明面上通过台球桌的流水挣钱，暗地里挣得却都是赌博的抽成。
如果告诉一个对三厅一室完全没有了解的年轻人，这些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和风靡的娱乐场所。他*的疑问可能是：“这有什么好玩的？”比起21世纪更为流行的，类似迪士尼乐园和欢乐谷这样的大型游乐场，三厅一室的娱乐价值显得苍白而无力。
其实，除了娱乐价值外，三厅一室给年轻人提供的是一种社交归属感。歌舞厅可以创造和异性认识和接触的机会，台球室和游戏厅是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和朋友们一起游玩的地方。即使是录像厅，也短暂地充当了未满18岁的年轻男女的幽会场所。
九十年代时期的年轻人，与九十年代独有的娱乐场所相遇，共同创造了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三厅一室*的受众，是曾经的小镇和县城青年。当他们纷纷出走，曾经归属于小城镇的娱乐方式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年轻人走向大城市，996之后所剩下的娱乐时间本就不多，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后，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熟悉的娱乐空间。
而色情和赌博因素，让游离在法律边缘的三厅一室面临着“严打”的压力，在新世纪，游戏厅场所中的几乎被全面取缔，台球室中的赌球现象也得到了极大整顿。
支撑着三厅一室产业发展的“社交性”和“非法性”通通消失，其原本不多的娱乐属性也迅速被其他事物所替代。
“蹦迪”依然是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然而，过往以跳舞为基本娱乐方式的歌舞厅如今已经鲜有人问津。喝酒、搭讪、摇摆、蹦跳才是当下“歌舞厅”的主旋律。
录像厅在电影院的完全替代之下消失的更为彻底。据智研咨询数据，2005年-2015年10年间，中国电影院数量从1000家增至6000家，全国全年电影票房也从40亿增长至400亿。如此巨大的增量下，几乎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影院。
同时，电视和流媒体网络的普及，也让观众获取视频的难度大大降低。人们不仅不用去录像厅，甚至也不用去影院。
游戏厅并没有死在更高级的游戏厅手下，而是死在了网游、手游和主机游戏的联合剿灭之下。
比起笨重的机器和复杂的投币机制，拿在手上即刻可以游玩一把的手游显然更符合当下游戏消费者的习惯。
如今，电子地图上显示的全国范围内的台球室尚有两千多家，但纯粹的台球室已所剩不多。抱团取暖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正在替代纯粹的台球室。
仅以北京地区搜索可得的88家台球室为例，其中，纯粹的台球室和台球俱乐部等仅有8家，附属于酒店宾馆等场所为其提供额外娱乐价值并不直接盈利的台球室有34家，而与棋牌、桌游、轰趴馆、网咖等场所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则有46家。
没人会特地来打一局台球，但会有人顺便打一局台球。这是当下包含台球桌的娱乐场所的普遍设计思路。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三厅一室是小镇青年的平价娱乐代餐。而如今，更多的娱乐方式出现后，即使是更高级的娱乐场所，相较起足不出户便可拥有的娱乐体验，也很难有竞争优势。
人们有了更方便，更新鲜的娱乐，三厅一室的消亡在所难免，也无足轻重。但仍然有一批人，更喜欢停留在他们的乐园里。
在一些地区的商场和电影院中，一些安装了街机游戏模拟器，并以复古街机造型示人的新型街机常常有人驻足游玩。
毒眸随机采访了十个路人后发现，他们大多数为等餐或者等着进场观影的空隙中随意玩一把。被问及为何现在还在玩这种游戏时，回答也十分一致。“小时候玩过，刚好看到这里有台机器，就回忆一下童年这样子，而且我还带着我儿子，就给他看看爸爸当年玩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的。”一位路人向毒眸说道。
在Nowness的文章中，因为喜欢跳舞，一位老板在南宁开了一家中老年交谊舞厅。
在她的描述中，南宁缺少像样的舞厅，而和她年龄相差不大的群体缺少可供她们选择且熟悉的娱乐场所，于是她干脆自掏腰包开了一家舞厅，即使利润不多，甚至有倒闭的风险，但为了给和她一样的人提供一个玩的地方，她说，咬咬牙也要坚持下去。
山西地区的前台球室从业者告诉毒眸，在他的观察下，如今台球室吸引的年轻人已经远远低于十年前的数量。
在他还在从业的朋友的店里，常客的年龄基本都已经过三十岁，而偶尔出现的散客，也难见年轻人的身影。既有用户群体仍然不断流失，新客户增长又十分乏力。
“经常有的时候去除房租水电人工等成本后，一个月还是倒贴钱的，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有得赚。”但是对于他们这些爱好这项运动并习惯于这项运动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不开了，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了，那我们自己也没得玩了”。
录像厅则以“私人影院”的形式延续了生命，不仅用以提供影院没有上映的电影，同样承接了录像厅给情侣提供暧昧的约会场所的功能，但受众仍然十分有限。
如今，甚至取代了录像厅的电影院在疫情的冲击下也开始面临歇业危机，影院窗口期的取消同样让行业面临巨大变动。
既有用户群体仍然不断流失，新客户增长又十分乏力。仍然开设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厅一室面临这一普遍问题。依靠情怀和自娱自乐终究无法支撑一个产业，而新生娱乐事物还在不断的涌现。
现存的三厅一室还能存在多久，还在开设三厅一室的从业者们没有答案。他们只知道：“咬咬牙，挺下去。做一天，是一天。”
